假期真短

 


  假期真短


 


邓木辉


 


 


  与其他行业的朋友闲聊,他们往往会说:当教师真好,一年有三个月的假期!然而,天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天大的“误会”!


  由于种种原因,教师的所谓三个月的假期已严重缺斤少两,缩水到一般不足一个月!


  这不?比如这个暑假,713日放假,放假后年级组要组织一个10来天的外出“学习”,回来后稍作休整,然后,81日又要投入到新学期疯狂应试的忙碌中!你说,这个暑假,有几天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期!有几天是自主支配修养身心的假期!


 这个暑假如此,哪个暑假例外?


 寒假呢,情况也差不多。一般都是腊月二十六七放假,正月初几开学,也没有几天真正意义上的假期。而且,短短10来天的寒假,正值过年过春节,根据传统习俗,你总要稍作准备,才多少有些过节的气氛吧,而“准备”,是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的。还有,年轻人呢,平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你要利用这个假期去看看老人、走走亲友,否则,太冷漠,太无情,不像话,要挨骂;年老的呢,你要等候子女回家过节,你要等候晚辈看望拜年……总之,都忙碌而疲惫,不像在休假。当然,也有一份忙碌的喜悦与充实。


 寒假年年有,年年如此过!


 假期真短,短于挪作他用,短于严重缩水。比如:因为要搞中继教,所以要推迟放假或提前到校,挤占假期——平时忙于应试,没有时间,中继教只能在假期进行;因为要搞新教材培训,所以要挤占假期——平时忙于应试,没有时间,新教材培训只能在假期进行;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要补课,所以要挤占假期——全国疯狂应试,别人在补你不补,你在竞争中会一败涂地,你敢不补?这一补,寒假被挤占了两星期,暑假被挤占了一个月,三个月还剩几许?寒暑假怎能不短?


  学校没有“黄金周”。毕业班自不待说,考试都忙不过来,哪能奢望“黄金周”?周末都不放假,哪能奢望“黄金周”?非“黄金周”节假日都不放假,哪能奢望“黄金周”?非毕业班呢,看毕业班这么忙碌,想到自己的非毕业班很快就会成毕业班,也不敢奢望“黄金周”!须知:氛围感染,环境育人啊!就这样,学校没有“黄金周”,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忙碌中,有时难免会下意识地想到庄子的《逍遥游》,觉得“逍遥”的境界真好;但转念一想,庄子是梦幻虚构的吧,人世间哪能逍遥?更多的时候,会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终身服役的西西弗斯:生无所息,推石不止,周而复始,日复一日。进而思考: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


  这样一想,也就有所释然。


  假期真短,短就短吧。


 

小议“说真话”

 


小议“说真话”


 


      (旧文新贴)


 


 


            邓木辉


 


 


  说真话难。这是因为:


  说真话要有良知。如果没有良知,明知是假话,也会跟着人云亦云。


  说真话要有勇气。有了良知,知道是假话、假事,不跟着人云亦云,但不等于就一定会说真话,因为如果缺乏勇气,他至多只能沉默不言。既有良知,又有勇气,才敢于说真话,才敢于揭露造假、反对造假。


  说真话难,还难在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在造假盛行的年代,如果你老说真话,就不能当官、升官,当了官也会丢官,甚至丢命。假如大家都说假话,而你偏说真话,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揭人之短,别人能容忍你?历史上因为说真话而丢官甚至丢命的,不胜枚举!


  然而,正因为难,正因为不易做到,说真话才格外有意义、有价值。记得电视片《彭德怀》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彭德怀在保卫延安、抗美援朝时的临危受命是完成了“人”字的一笔,那么,他在庐山会议时上“万言书”就是完成了“人”字的另一笔!说真话是写“人”的重要一笔,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明乎此,我们如果要做“人”——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是应该说真话、办真事、干实事。


 


原载199915日《黔南日报》“世象杂谈”栏)

教育打假从哪入手

 


 教育打假从哪入手


 


  (旧文新贴)


 


         邓木辉


 


 不久前,在《中国教育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让“真”从教育开始》。该文列举了教育部门造假的种种表现后呼吁:“作为教师,要崇尚真善美,反对假恶丑,让‘真’从教育开始,向社会辐射,从而无愧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称号。”作者高尚的社会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人钦佩,然而,所主张的“让‘真’从教育开始”效果未必会好,这一美好愿望未必能够实现。


 笔者认为,绝大多数普通教师还是崇尚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然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造假也同其他部门一样屡见不鲜呢?这还需对其产生的原因稍作分析。


 教育本来是一块净土,然而,曾几何时,这块净土已被严重污染!正如《让》文所指出:为“降低”流失率开假转学证,为验收“过关”要学生统一口径说假话、用张三冒充李四,等等。那么,污染源来自何方?答曰:来自社会的造假浮夸。“假”同“腐”一样,是当今社会的两大顽疾,两大毒瘤,社会上的种种造假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如199865日《人民日报》所在文章《反对弄虚作假》披露:安徽合肥三家企业造假超乎常人想象,其中一家仅盈利6000元,却吹成完成利润320万元,夸大500多倍!比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氛围,教育岂能不被污染?


 于是,教育难免造假。为了检查“过关”,领导要你开假转学证、填假报表、教学生统一口径说假话、安排张三冒充李四……你能不听?拖了后腿,影响了本单位的“过关”“合格”,影响了部门领导的“政绩”,你负得起“责”?在如此情势下,基层领导尚且无可奈何,普通教师更是身不由己!何况,“过关”“合格”不能作为普通教师的“政绩”,他们何苦作假?尽管他们崇尚真善美,然而,又有何能耐去反对假恶丑?


 这样看来,教育之假多来自于外,教师之假多来自于上。明乎此,我们就有理由呼吁:打假必须自外始,打假必须自上始。就“外”而言,必须净化社会环境;就“上”而言,必须少搞超越现实的验收检查,杜绝以造假作为为官的“政绩”和升官的“资本”的现象。这样,综合治理,效果才好,崇尚真善美的美好愿望或许能够实现。


 


(原载1999226日《黔南日报》“周末笔谈”栏)

检查验收误区析

 


检查验收误区析


   (旧文新贴)


 


         邓木辉


 


 


 现在,各种检查验收名目繁多,让人应接不暇。这些检查验收,虽不是全无必要,但误区较多,问题不少。现列举一二:


 误区之一:重资料,轻实绩。检查验收团每到一处,只是走马观花,不去了解实际工作情况,只凭资料下结论。没有资料,哪怕你做了实际工作,确有业绩,也不予认可;编有资料,哪怕你从未做过“资料记载”的事情,却能“过关”“合格”。不错,正常情况下,资料是工作的载体。然而在造假的情况下,资料只是造假的记录。时下,许多部门为检查验收“过关”“合格”,常常瞎编资料,还美其名曰“科学处理”!


 误区之二:重形式,轻内容。为“通过”检查验收,并给检查验收团留下“好印象”,被检单位不惜挖空心思、花费巨资,在搞好形式、翻新花样上下功夫。于是“资料陈列室”被装饰得五彩缤纷,花里胡哨,而资料本身并无多少实质内容。


 误区之三:过多过滥,干扰工作。现在,基层单位每年总会碰到多次各种名目的检查验收,每次有每次的花样,每次有每次的要求。为应付这些检查验收,基层单位领导要花费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无暇顾及主要工作。不仅领导如此,职工也深受其害,深受其苦。拿学校来说,通常一个有3040名教师的学校,长期有35个教师专门准备假资料,迎接检查验收,且不说检查验收前后几天还有涉及全体的“群众运动”!


 误区之四:超越现实,造假助假。现在,不少检查验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客观现实条件,而为应付这些检查验收,被检单位不得不弄虚作假。通常情况下,被检单位明知不该弄虚作假,也不愿弄虚作假,但身不由己,迫于种种压力和利害关系,也只好不愿为而为之。不具备验收条件而又不能不“通过”验收,这就必然导致造假助假。


 检查验收的以上误区,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可概括为:形式主义,华而不实,造假助假,影响恶劣。应规范检查验收,让检查验收真正起到促进工作之作用。


 


(原载2000105日《福泉报》)


 

皇帝的新装,有人喜欢穿

 


    皇帝的新装,有人喜欢穿


旧文新贴)


邓木辉


 


 最近重读《皇帝的新装》,感概颇多。那个爱穿“新装”的皇帝以及他的大臣围绕那件所谓“新装”的丑恶表演,让人觉得好可笑,好可悲。生活中,类似的现象何其多也!


 据199865日《人民日报》所载《反对弄虚作假》一文披露,仅安徽合肥就有三家企业严重弄虚作假,且作假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如:“合肥华通机械配件厂1996年仅赢利6000元,却‘吹’成实现利润320万元,‘数字膨胀’500多倍”!无独有偶,另据199867日《贵州日报》披露:“湖北省老河口傅家寨镇铸造厂已倒闭两年,却上报完成销售收入327.6万元,利润43万元”!如此弄虚作假与浮夸,比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加留意,最近的新闻媒体《焦点访谈》等对此类事例常有披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类似事例被曝光的还只是少数。君不见,在时下的许多检查验收与评比中,许多人为使检查过关、验收合格、评比获奖,不惜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或乱填报表,或胡编资料……明明是弄虚作假,却美其名曰“科学处理”。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到检查验收评比时,自然是“过关”“合格”“获奖”;但检查验收评比后,仍是面貌依旧,问题成堆。这样的检查验收评比,不仅无任何积极意义,而且有诸多消极影响:教会作假,以假蒙上,败坏风气,毒化人心……不过,这看似下级蒙上级,其实,大家都心明眼亮,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乐于蒙与被蒙罢了。情形正如对那件所谓的“新装”,大家都知道它并不存在,可谁都不愿说出真相,因为谁一旦讲了真话说了真相,他就会被看作“傻子”和“不称职”的人,会“下岗”“待岗”,丢掉饭碗甚至性命。于是乎,那件所谓的“新装”,有人乐于去做,有人乐于去穿,有人乐于去夸。


弄虚作假的危害大家都十分清楚,其教训都记忆犹新,可为什么弄虚作假的事总是层出不穷,“皇帝的新装”总有人乐穿不厌呢?那件“新装”能包装为官者的“政绩”,作为他们升迁的“资本”,这大概是其主要原因吧!既然“数字可以出干部”,那么,“干部就要出数字”!


然而,还是再看看那个赤身裸体的“皇帝”参加“着装”游行大典的丑态吧,那实在是不堪入目啊!


 


(原载199917日《福泉报》“黎峨夜话”栏)

要有良知和勇气

 


     要有良知和勇气


 


   ——观电视剧《走过柳源》有感


 


           (旧文新贴)


 


              邓木辉


 


 电视剧《走过柳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省委书记包治平一行数人外出视察,走过柳源时因车出故障而在县委招待所住了下来,这一住便偶然发现了柳源造假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并使有关责任人受到应有的惩治……


 柳源的问题得到解决,柳源的坏人受到惩治,看后大快人心。然而,看后不禁会从反面想想:假如包书记不外出视察,假如包书记的车不坏在柳源,假如包书记视察时提前给下面打招呼,假如包书记外出视察只是为了做出某种姿态而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柳源的问题会被发现?柳源的坏人会受惩治?答案不言而喻。现实生活中,这些“假如”并非都是“假如”。面对这些“假如”,有人开出了“常下去看看”的良方,主张领导干部常下基层,以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常下去看看”,这是必要的,因为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毕竟不能光靠看报表听汇报了解情况;但“下去”似乎还应选择适宜的方式,且目的必须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下去”只是为了做做姿态,且“下去”前先打招呼,那么,可以断定,这样的“下去”不仅不能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且会增加下面的负担(人力上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干扰下面的正常工作,还会给某些人提供造假邀功的机会……这样就会导致:“下去”越“常”,扰民越甚,败坏风气,弊莫大焉!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曾经报道:吉林省省长洪虎,他最初“下去”常打招呼,结果情况摸不清楚,效果不好;后来“下去”就不再打招呼,这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获得了满意的效果。这的确是经验之谈!


 作为官员,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除了选择适宜的方式并有正确的目的之外,还要有良知和勇气。如果没有良知和勇气,即便“下去”时看到了假人假事、坏人坏事,也只会置若罔闻,听之任之。记得电视片《彭德怀》中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广东某地亩产13万斤的特大标题赫然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即便是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用处于当今国际领先水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也只能使亩产达到1000公斤左右,而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何以用落后的技术使亩产达到13万斤?这岂不是天方夜谭?而这个极为荒诞的天文数字,居然出现在经过层层把关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亩产13万斤”,这个荒诞的天文数字,不要说农民,即便是领导,谁都不会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大多数是农民的儿子;然而,有几个指出过它的虚假性呢?明知它虚假而不指出,不正因为缺少起码的良知与勇气?当然,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与本能,迫于当时的情势,谁也不愿意做那个讲出“没穿新装”的小孩(彭德怀讲了,可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似乎也“正常”。这样看来,对于为官者,要有良知和勇气实在不容易!它还需要适宜的环境。


 亩产13万斤,只不过把实际数字夸大100多倍罢了,而当今居然有比这更荒诞邪乎的。199865日《人民日报》所载《反对弄虚作假》一文,就披露了一个“数字膨胀500多倍”的典型事例!事例邪乎,污染耳目,不说也罢,此处略去……


现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造假浮夸等不正之风盛行,江总书记在《关于党的作风问题》一文中多有例举和批评。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教育活动;践行“三个代表”,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净化社会风气。是净化社会风气的时候了,而这,需要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起码的良知和勇气。


 


(原载2001年5月3日《福泉报》“百姓话题”栏)

关乎“生死”的抉择

 


  关乎生死的抉择


 ——《生死抉择》观后 


(旧文新贴)


 


邓木辉


 


反腐影片《生死抉择》中感人的情节和场面很多,而主人公李高成毅然作出抉择,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将自己不知而妻子收受的30万元受贿款交市委,这一情节和场面特别震撼人心!30万元,对于身为市长的李高成来说,或许不是个大数字(30万缺少“艺术真实”,因为它只是区区科局级官员贪腐的“小儿科”,县处级官员贪腐动辄数百万,省部级官员贪腐动辄数千万!成克杰略施小计不就搞到4000多万元?);然而,他在自己反腐败,妻子搞腐败,自己家庭与腐败团伙有千丝万缕联系,自己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腐败团伙总后台——省委严副书记(贪腐的总是副职,“反腐”等于“反副”?)的引诱恐吓下,毅然作出抉择,将30万元交了出来,其意义不同寻常!这不仅表明了他的正确抉择,而且显示了他的反腐决心!


《生死抉择》展示给观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是要搞腐败,还是要反腐败?能否正确作出抉择,不仅关乎个人“生死”,而且关乎国家存亡。就个人来说,不仅关乎政治生命的生死(陈希同就因为腐败而断送了政治前途),而且关乎生理生命的生死(胡长清、成克杰就因为腐败而丢了性命)。官们啊,何必硬要走“人为财死”那条不归路呢?就国家来说,反不反腐败确实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远的不说,就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情况吧。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之所以垮台,原因固然很多,但因腐败而丧失民心丧失力量,不正是最主要的原因?当年,《苍天在上》等反腐电视剧的播出产生阵阵轰动效应,如今,反腐影片《生死抉择》的放映同样掀起持久观看热潮,这些“反腐热”不正折射出人心向背?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足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当今社会,“腐”和“假”是两大毒瘤,两大瘟疫——“假”缘于“腐”,“假”为了“腐”——这导致当清官难,办实事难,朱总理的讲话也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仍把当清官和办实事作为当官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得到人民“他是一个清官”“办了一点实事”的评价为满足,这是多么崇高的官德和人格!朱总理的这种官德和人格,不正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应努力学习的吗?朱总理以当清官为荣,以办实事为荣,不正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应努力做到的吗?朱总理的榜样,不正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应抉择的吗?


然而,面对关乎个人“生死”的抉择,每个官员是否都能正确抉择?


 


 (原载20001019日《福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