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杂文的体裁

 


谈谈杂文的体裁


 


        邓木辉


                             


 关于杂文的体裁,各种工具书一般定义为“文艺性政论文”。如:《新华词典》定义为:“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政论文”;《教师百科词典》定义为:“杂文是以议论说理为特色的文艺性政论文”;《文体写作教程》定义为:“杂文是处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以上定义在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认定杂文为文艺性议论文。


    杂文的体裁,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人们在使用“杂文”这一概念时往往未顾及它“文艺性议论文”这一属性,内涵较为混乱。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因为编入杂文集《华盖集续编》,我们一般把它看作杂文(杂文集中的文章难道不是杂文?我们也许会“理直气壮”地这样说!);该文入选人教版高一《语文》第一册,有的教辅资料也说它是“叙事性杂文”。然而,从标题看, 它应该是一篇叙事性文章而并非“文艺性政论文”;从内容看,它虽然有不少针砭时弊的议论性文字,但全文以叙事为主,并非“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议论文”;再从它的构成要素来看,它没有论点、论据、论证及引论、本论、结论这些东西,也应该不是议论文。类似的情况还有入选教材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另外,鲁迅《二心集》中的《柔石小传》,《且界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且界亭杂文末编》中的《关于章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这也是生活》等都属于叙事性文字而不属于“文艺性议论文。再如:现在畅销的《杂文选刊》等中的讽刺性寓言、童话、诗歌、小小说,也应该不是“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政论文”,而笼统地称它们为“杂文”,似乎也反映了我们的某种混乱(未顾及文体内涵)。


    鲁迅是现代杂文的集大成者,他对杂文的一些说法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杂文”。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 ,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杂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益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事,是非看编年的文章不可的……”这段话告诉我们,鲁迅认为凡文章都可按体裁“有类可归”,这样的归类“有益于揣摩文章”,但他自己的所谓杂文是“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的”,这样处理的目的是“有利于明白时势”。可见,鲁迅杂文之“杂”,并非都指作为“文艺性议论文”的文体内涵之“杂”,而往往是指按年编排、各体混杂之“杂”。而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一见鲁迅的某篇文章是出自他的某部杂文集,就据此认定这篇文章的体裁是“杂文”,即把多体混杂之“杂”等同于杂文体裁之“杂”,从而导致有的东西我们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如果我们一方面认定杂文是“文艺性政论文”,一方面说《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是杂文,而学生问我们这些文章的论点论据是什么,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方法,哪些段落是引论部分,哪些段落是本论部分……我们该如何回答?我们能自圆其说吗?


    文体划分的原则之一是既要兼顾内容,更要看重形式。杂文在内容方面的最大特点是针砭时弊、讽刺丑恶,能否据此就把凡针砭时弊、讽刺丑恶的寓言、诗歌、小小说等看作是杂文呢?我认为不能:寓言毕竟是寓言,童话毕竟是童话,诗歌毕竟是诗歌、小小说毕竟是小小说啊……它们在形式上大不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也叫做“杂文”,把杂文泛化,那杂文也就无文体内涵可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集中的文章并非都是杂文,杂文刊物中的文章并非都是杂文。


    当然,把杂文定义为“文艺性政论文”,可能并非人人认同,有人也许认为它的内涵太窄。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杂文就这样定义:“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这个定义回避了“文艺性政论文”的说法,内涵宽泛。但我认为这个定义也不尽恰当:“现代散文的一种”,范围太窄,未能概括这一文体“古已有之”的情况(如《马说》《师说》等);“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范围太宽,未能揭示文体内涵,寓言、童话、诗歌、小说等形式,是否也是杂文呢?如果是,还有什么文体可言?


    看来,杂文的体裁认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的东西还需要认识深化,说法准确,以便名实相符。而这只有专家才能做到。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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